?????? 西夏是以黨項羌（注1）--藏系一支（注2）為主體，于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佑五年），在中國西北地區(qū)以寧夏為中心建立的一個封建據(jù)地方政權。史稱西夏、夏國；自稱大夏、白高國、白高大夏國（注3）等，定都興慶府（注4）（今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銀川市）。它所統(tǒng)治的地區(qū)：「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注5），「地方二萬余里」（注6），最強盛時，它的勢力擴張到今青海的西寧市，新疆的哈密，雄視一方，可與宋、遼、金抗衡。成吉思汗可以長驅直入花刺子模（今中亞、伊朗、阿富汗一帶），越過高加索山，進入頓河流域，攻戰(zhàn)伏爾加河，威震歐亞（注7）。然而他征服西夏時，并不是所向披靡，戰(zhàn)無不勝，先后攻打五次，于公元1227年（宋理宗寶慶元年）方被蒙古主成吉思汗滅亡（注8）。傳十主：景宗元昊（1038-1048）、毅宗諒祚（1047-1068）、惠宗秉常（1068-1086）、崇宗干順（1086-1139）、仁宗仁孝（1139-1193）、桓宗純佑（1193-1206）、襄宗安全（1206-1211）、神宗遵頊（1211-1223）、獻宗德旺（1223-1226）、末主睍（1226-1227）。歷時190年（1038-1227）。（1038-1227）。如果按《宋史》所載：「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347年（881-1227年），這要比同它先后鼎立的遼（注9）（916-1125），北宋（960-1127年）、金（注10）（1115-1234年）和南宋（1127-1279年）任何一個朝代的歷時更為長久，甚至比北宋和南宋加起來還多廿七年。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建立如此長久政權，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然而在中國「正史」里，遼有《遼史》，金有《金史》，宋有卷帙浩繁長達四九六卷的《宋史》，唯獨沒有西夏史。使這個「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注11），控制中國絲綢之路長達二百年（1028-1227）（注12）之久西夏王朝，成為絲路上的神秘王國。
黨項與吐蕃，究其族源當屬同類。公元七世紀，吐蕃在康藏高原上建立奴隸制政權，黨項不堪其統(tǒng)治，請求內徙（注13）。未遷徒前他們和睦相處，水乳交融。相傳吐蕃王松贊干布（注14）（Srong-btsan-sgam-po）曾娶彌藥（mi-nyag）王之女茹雍妃潔莫尊（ru-yongs-bzah-rgyal-mo-btsun）為妃（注15）。據(jù)土觀《宗派源流》引西藏古代史料說：從第一代贊普聶墀贊普（gnya'-khri-btsan-po）起，一直到二十六代贊普都以苯教（bon）治其國（注16）。這種信仰，直到黨項人遷入內地后仍然保留著，崇拜鬼神和自然物，巫術非常流行（注17）。
????? 藏傳佛教（又稱喇嘛教）（注18）則是佛教傳入西藏后在本地發(fā)展起來的一種宗教。這種宗教對黨項西夏的影響十分深遠。早在黨項未遷徙以前，松贊干布（Srong-btsan sgam-po）執(zhí)政時，藏傳佛教已傳入黨項（彌藥）地區(qū)，在康區(qū)建立壓女魔右手掌的隆塘準瑪寺（klong-thang-Sgron-ma）：又在彌藥熱甫崗（minyag-rab-sgang）建造雍佐熱嘎神殿（Yongs-rdsogs-rab-dgvi-Iha-khang）（注19）。黨項地區(qū)的學者派往藏區(qū)學習藏傳佛教，然后在本地區(qū)傳播。如下多康之彌藥高僧咱米桑杰巴（rtsa-mi-sangs-rgyas-pa）（注20），吐蕃政權瓦解后，隨約松（Vod-srungas）王子基德尼瑪哀前往阿里的彌藥人阿格咱拉（mi-nyag-pa-av-ka-rtsa-lha）（注21）?？梢哉f，黨項人未北徙前，藏傳佛教已在彌藥上層統(tǒng)治者中傳播開了。
?? 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助唐有功，賜姓李，封夏國公（注22），晉爵夏州節(jié)度使，獲「定難軍」稱號，轄夏、綏、銀、宥四州地方。公元1038年元昊稱帝建國，黨項的統(tǒng)治者一直崇儒信佛，使藏傳佛教逐漸在國內占著重要地位。具體表現(xiàn)如下：
藏傳佛教被列為國教
?????據(jù)史書記載，開國之主元昊「曉浮圖學」（注23）。浮圖即「浮屠」，又譯為「佛陀」梵文為Buddha，即「佛」?！笗愿D學」者即通曉佛學。元昊如此通曉佛學，并把佛學列為國教。佛教傳入西夏有兩種渠道，一是從藏族地區(qū)，而藏傳佛教在西夏地區(qū)逐漸盛行起來，占了統(tǒng)治地位。據(jù)《西夏官階封號表》規(guī)定；把國師、德師列在樞密、中書位之上（注24）。西夏仁宗仁孝時修的《天盛改舊鼎新律令》規(guī)定。樞密和中書俱為五品官中的第一品（注25），可見國師在西夏的地位。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國師，凡有女子必先薦國師，而后敢適人（注26）。而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元代，元人馬祖常作《河西歌》云：「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去召瞿曇（注27）作夫婿」（注28）?！纲R蘭山下」即西夏首府所在地，女郎選僧人為婿，這種風俗來自藏傳佛教。佛教戒律講：不殺生、不食葷、不娶妻傳嗣，但紅教允許娶妻，薩迦派娶妻生子、是世系的。吐蕃王朝黃教領袖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大師改革宗教以前，「吐蕃僧人多妻者比比皆是，八妻、十五妻不乏舉例」（注29）。元朝的國師是宣政院的第一號首長，與西夏時有所不同，首任八思巴，后升為帝師（注30）。這種封號，也來自西藏，他們被迎到朝廷，「皇上封為國師、帝師等封號，并賜于金冊」（注31）。
藏傳佛經在西夏的地位
??? 藏傳佛教譯成西夏文在西夏境內廣為流傳，是藏傳佛教對西夏影響的重要內容。從吐蕃文直接譯為西夏文的藏傳佛經有《佛說孔雀明王經》、《圣摩利天母總持》、《無量壽宗要經》、《圣大乘勝意菩薩經》、《蓮花頂冠根續(xù)》、《圣大千國土經》、《大寒林經》、《圣慧到彼岸功德寶集經》、《正理一滴論理量品第》等（注32）。而藏文佛經則據(jù)梵文、漢文、于闐文本譯出。公元八世紀時，藏王墀德祖贊（Khri-lde-gtsug-btsan，704-755）曾派桑希等四人赴長安學佛取經。其子墀松德贊（khri-srong-ldebt-san，755-797）繼位后，又派巴賽囊（sba-gsal-snang）去長安取佛經，請漢僧，又請印度著名佛教學者寂護（santaraksita，zhi-ba'-vtsho或譯為靜命）（注33）設譯場，譯梵文經，梵文所缺者由漢文、于闐文補足，前后譯出4400余部，基本上形成了藏文大藏經的格局（注34）。但這些都是傳抄本，直到十三世紀初才有藏文木刻版本問世。然而西夏文木刻本有確鑿年代者，最早為西夏第四皇帝崇宗干順（1086-1139）（注35）御譯、仁宗仁孝（1139-1193）御校的《佛說寶雨經》（注36），這要比藏文刻經早一個多世紀。為什么有如此現(xiàn)象？因為西夏與唐宋京城距離較近，直接受漢文化的影響較快，據(jù)史書記載，早在西夏建國前（公元1029年）德明如宋獻馬70匹，換取佛經一部。毅宗諒祚時，如宋三次（1055、1059、1065）獻馬求佛經（注37）。直到崇宗干順（1086-1139）時，一面獻馬求經，一面組織學者從吐蕃文、漢文中翻譯成西夏文刻版印發(fā)。這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優(yōu)勢，自然使西夏的佛經印刷比藏文佛經快得多。而藏文佛經雕版本「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稱奈塘古版」（注38），是由西藏札什倫布奈塘寺刻印，今已失傳。明清時，在西藏昌都四川德格、云南理塘、青海塔爾寺、甘肅卓尼及北京、南京等地都刻過藏文大藏經，但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多為北京版和德格版，明刻版極少流傳（注39）。
???? ?奇跡終于出現(xiàn)了，1991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賀蘭縣拜寺溝清理方塔廢墟中出土一批夏、漢文佛經，是本世紀西夏考古重大發(fā)現(xiàn)。其中藏傳佛教密宗經內漢文刻本《初輪功德十二偈》，寫本《是樹橛咒》、《吉祥上樂輪略文等虛空本續(xù)》、雕版頂吉尊勝佛母像、朱紅捺印釋迦佛像圖記以及尚待譯釋的西夏文草書長達五.七四公尺的長卷，彌足珍貴。特別是直接從藏文譯出的九冊約十萬言的西夏文《吉祥皆至合口本續(xù)》稀世珍品，它是藏傳佛教密宗經典，比「奈塘古版」早約一個半世紀，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藏傳佛經密典刻本（注40），為海內外的孤本，此經藏文版本已佚，它對研究藏傳佛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怎能不說是奇跡！
藏傳佛教的繪畫藝術對西夏的影響
?? 繪畫是一種造形藝術，通過構圖、造型、設色等表現(xiàn)手段，創(chuàng)造出富有強烈感染力的藝術品，表現(xiàn)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例如〈耶穌受難圖〉、〈哀悼基督〉以及〈圣母與圣安娜〉等世界名畫都是以耶穌、圣母、基督為題材，創(chuàng)造出具有魅力的不巧藝術品，從而達到傳教的目的。 馳名中外的敦煌石窟壁畫，其中有三個石窟為西夏時所建，保存著極為珍貴的西夏藏傳佛教壁畫（注 41 ）， 參觀者莫不嘆為觀止。 藏傳佛教中的唐卡（注 42 ），亦是以宗教為內容的藝術品，多為佛像，在時間上都是近現(xiàn)代的作品。中世紀保留下來的唐卡，全世界僅有兩處： 一是 1908-1909 年俄國探險隊柯茲洛夫（ II.K.Ko3jiob）在我國黑水城掘出三百余件唐卡，今藏俄羅斯圣彼得堡冬宮博物館（注 43 ）。 一為 1991 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賀蘭縣發(fā)掘出土一批唐卡（ thang-ka ）（注 44 ）。 這兩批唐卡，在時間上大約在十二世紀，在風格上具有晚唐時期的特色，與藏傳佛教的唐卡有密切關系（注45）。例如比丘像（寧夏賀蘭縣出土的比丘像，稱作上師像）為例，黑水出土者三八x二七公分（圖2），膠彩，棉質。比丘結跏趺坐于仰覆蓮花座上，面部表情莊重安詳，身披朱紅袈娑，禿頂、面部胡須發(fā)達，下方有男女供養(yǎng)人各一。賀蘭出土上師像（圖3）通高一三一?五x八三?五公分，畫面八三x六二公分，四周有佛像，中部上師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表情嚴肅，身著朱紅描金右袒袈娑，施佛法印，有半橢圓形頭光、身光、背光。上方和左右有十九個龕。有佛像、祖師像、供養(yǎng)女和護法金剛像、菩薩像，下方有五位舞女。設色厚重艷麗，與黑城比丘像不論從內容、人物、設色都有明顯區(qū)別，但賀蘭唐卡更具有藏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上師完全是吐蕃或黨項人種類型，而非印度人種類型。
??? 黑城出土的〈上樂金剛圖〉（圖4），畫面九八x六八公分，為雙尊像，置蓮花寶座上，上樂金剛呈三面臉，臉有三目，藏青色，十二臂，主臂擁抱明妃金剛亥母，余臂執(zhí)物，裸體，下身掛骷髏瓔珞，雙足踩人，周圍有三十八位上樂金剛神。賀蘭出土的〈上樂金剛圖〉（圖5）畫面六一?三x四○公分。上樂金剛與黑城出土的上樂金剛基本上沒有多大區(qū)別，只是周圍陪襯各不相同，前者周圍共有三十八位上樂金剛圖，后者僅上方有六尊上樂金剛圖，下方僅八位男女老少半裸像。賀蘭還出土了另一〈上樂金剛圖〉，畫面五五x三八公分，為雙尊像，但非三面臉，十二臂，僅雙臂擁抱明妃金剛亥母，裸體，仍下身掛骷髏瓔珞，雙足踩人。上方有五尊上樂金剛圖，下方有五尊菩薩像（圖6）。從以上五幅西夏唐卡的題材、內容、畫面布局、色彩運用到作畫方法，都與西藏唐卡基本一樣，顯然是受藏傳佛教強烈影響的產物，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夏時期藏傳佛教對寧夏地區(qū)的影響（注46），同時對研究早期藏傳佛教藝術和教義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 公元八世紀時，藏王墀松德贊（khri-srong-lde-btsan）曾派毗盧遮那（bee-ro-tsa-na）赴印度大菩提寺學習，他返回后傳授金剛乘密法，遭到苯教（bon）徒的反對，特別是墀松德贊的正妃才邦氏（Tshe-sbang-bza）的反對，她說：「所謂嘎巴拉（ka-pav-la），就是人的頭蓋骨；所謂巴蘇大（Ba-su-ta），就是掏出來的人的內臟；所謂興且央希（zhing-che-g，yang-gzhi），就是鋪開的一張人皮；所謂羅克多（Rakta），就是供物上灑人的鮮血；所謂曼陀羅（dkyil-khor），就是一團像虹一樣的彩色；所謂金剛武士（gar-pa），就是帶著人骷髏做花鬘的人....。這不是什么教法，這是從印度進入西藏的罪惡」（注47）。她一席話簡練地綜括了金剛乘的面目，這正是一般藏人所深恨的。然而我們從西夏故地出土的〈上樂金剛圖〉身掛骷髏瓔珞，雙足踩著人像的唐卡，可以看出這種密教從西藏偷偷地傳入西夏，元朝仍然盛行，例如《元史》記有以人皮為佛像座墊的事、以人心做貢物的話（注 48 ）。 可見藏傳密教在西夏地區(qū)之影響亦極為深廣，甚至通過西夏流傳到蒙古地區(qū)。
藏傳佛塔對西夏的影響
??? 塔，又稱為佛塔，起源于印度，俗稱寶塔，梵文為Stupa，譯為窣堵波或浮圖（Buddha Stupa），以方形、八角形為多，一般以磚木材料建成，也有用石片砌成。類型有閣樓式塔（如山西應縣的遼代塔）、密檐塔（如北京的天寧寺塔）、喇嘛塔、金剛寶座塔（如北京真覺寺塔）、墓塔（如河南登封凈藏禪師塔）等，這些都是我國有名的塔。塔的本身，有以藏舍利和經卷。西夏境內的塔，來自中原和藏區(qū)。據(jù)敦煌文書記載，早在唐代（公元八世紀末）吐蕃統(tǒng)治沙州時，已建佛塔，以藏舍利和經卷用（注49）。據(jù)藏文文獻載：吐蕃高僧曾在西夏地區(qū)建立寺院及佛塔，例如活躍在河西地區(qū)的大喇嘛公巴饒賽，為了破除邪見，修建了許多寺院、佛塔、所用彩色油漆，均出自西夏本土，塔型、廟舍則由他自己設計建造（注50），這些塔均建在著名的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一帶。如今張掖大佛寺的復缽塔、黑水城的喇嘛塔（圖七）敦煌莫高窟前的土塔（圖八），雖然不能確定這些塔是公巴饒賽所建，但其型制與元代在內地出現(xiàn)的喇嘛塔完全相同或類似。
??? 銀川是西夏時的首府興慶府，以西是賀蘭山，既是西夏統(tǒng)治者的避暑勝地，也是西夏的佛教勝地。興慶府周圍佛塔林立，賀蘭山有西夏的佛祖院。據(jù)《嘉靖寧夏新志》載：明代尚存「頹寺百余所」。有寺就有塔，今賀蘭縣的宏佛寺塔（圖9）、拜寺口的雙塔（圖10）、拜寺溝方塔（圖11），「云鎖空山夏寺多」（注51），確有其事。雙塔中的西塔，是藏傳佛教的典型佛塔之一，塔上有二十四尊立佛僧、十八羅漢、十六護法金剛、八化生童子、十六供養(yǎng)菩薩、七寶、八吉祥以及獸面聯(lián)珠流蘇、云托日月、火焰寶珠等藏傳佛教流行的多種題材有序地影塑布置在一座塔上，目前國內所見僅此一例（注52）。西塔塔剎穹室壁內的朱書梵文（圖12），大意為「圓滿菩提會成佛，解脫妙法會解脫，清凈清凈會清凈，普遍解脫遍解脫，一切清凈佛世尊，以大手印為依身」（注53），真可謂「深山古剎梵語」。梵文間有兩個西夏字，漢義為「上師」。這是仁孝時始有此稱，很可能雙塔建于1189年。此塔同為十三級八角密檐式塔，由塔身和塔剎兩部分組成，不設基座。
銀川以東的青銅峽108塔（圖13）和固原縣的須彌山佛塔（圖14）都是覆體塔，典型的藏傳喇嘛塔。
??? 由于西夏受藏傳佛教的影響，連西夏國王的靈臺建筑型制也是八角形樓閣式的佛塔建筑（注54）。由于成吉思汗消滅西夏時，士兵帶著復仇情緒對陵園付之一炬、靈臺、陵寺毀壞殆盡，如今只留下高數(shù)十公尺的封土堆（圖15）。一個偉大的民族所建立的西夏政權、就這樣埋藏在歷史的長河里，怎不令人遺憾！

西夏境內的藏漢文碑
??? 留存至今的西夏境內有兩通西夏時的石碑：一為甘肅武威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一為張掖的〈黑水建橋敕碑〉。前者為夏漢兩種字鐫刻，后者為漢藏兩種文字鐫刻。為何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對此，著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作了精辟論證，他說：西夏王篤信佛教，據(jù)藏文史書《賢者喜宴》（mkhaspvi dgav ston）一書所載：西藏喇嘛教噶舉派之噶瑪（Karma）支系（即后來元明之間在宮廷里受寵的哈立麻），賜封為大寶法王的那一派，一直在西夏宮廷任教師，封為國師，專門傳授西藏密法義和軌儀，很受寵愛（注55）。這可以舉出西夏仁宗干佑二十年（1189）刊刻的《施經發(fā)愿文》為證：「（仁孝）請宗律國師、凈戒國師、大秉玄密國師、禪師、僧眾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供養(yǎng)萬施食、念佛誦咒，誦西蕃、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散施番漢文經十五卷.... （注 56 ）」。既然西夏宮廷從事宗教活動時還要念誦藏文（西蕃）經卷以求福，那么，在碑石上銘刻藏文，就其信仰來說，那正是提高碑文的神秘、權威感的表現(xiàn)，正是提高其宗教地位的辦法，也是作為喇嘛教在文化上的反映（注 57 ）。西夏正是把藏文與漢文、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放在同等地位的。由于西夏民族與吐蕃民族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民族感情....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蕃法規(guī)定：「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注58），西夏僧人去拉薩朝圣、取經、留學，更為方便。他們對藏傳佛教更為偏重，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也就更為深遠。不論是公元1909年俄人的發(fā)掘，或是1991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對西夏遺址的清理，出土的大批藏傳佛經、文物或史書記載都說明這一點，它對于研究藏傳佛教具有特殊意義。正因為如此，一切研究藏傳佛教的藏學專家學者，需要來西夏故地----寧夏參觀、考察、調查研究，我們表示熱烈歡迎。

注釋
注 01 據(jù)《舊唐書》載：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 漢西羌之別種也.... 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而拓跋氏最為強」。《新唐書》云：「后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請內徙 .... 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為吐蕃役屬，更號彌藥」。因此藏文文獻把黨項、彌藥均稱為「 mi-nyng 」，甚至西夏建國后，把西夏也稱「 mi-nyag 」。例如《賢者喜宴》（mkhas- pavi-dgavston ）， 《新紅史》（ deb ther dmar-po gsar-ma ）《如意寶樹》、《青史》（ deb sngon ）、《西藏王統(tǒng)記》（ rgyal rabs rnams kyi byung tshul gsal bhi me long chos byang ）等等。
注02 格魯賽，《世界的征服者》頁233-6。詳見注8。
注03 《宋史》稱「夏國」；《遼史》、《金史》和《元史》稱「西夏」：《長春真人西游記》稱河西：馬可?波羅（ marcopolo）《游記》稱唐古忒（ Tangut ）。 詳見李范文〈討論西夏黨項族的來源與變遷〉，載《西夏研究論集》，1983 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04 興慶府僅存在48年（1038-1086），后改為中興府。吳廣成在《西夏書事》一書中將中興府改興慶府，記為1205年，史無證據(jù)。詳見李范文〈西夏都城興慶府質疑〉，載《中國古都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注05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2。
注06 《宋史?夏國傳》卷485。
注07 《世界通史》，周一良，吳于堇主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冊，中古部分，頁238-239。
注08 轉引自伊朗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25。
注09 朝代名，公元916年契丹族領袖耶律阿保機創(chuàng)建，國號契丹，公元947年，改國號遼，詳見《遼史》。
注10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顏部領袖阿骨打創(chuàng)建，建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南），1125年滅遼；1126年滅北宋，先后遷都北京、開封等地。詳見《金史》。
注11 《西夏紀》卷三，載錫章撰，羅予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12 西夏占據(jù)河西絲綢要道，吳廣成的《西夏書事》卷11載：「德明使子元昊攻回鶻，取甘州?！埂父手莘e谷至四十萬斛，瓜州以西皆仰其餫。貞元后（公元805年）吐蕃據(jù)之，遂以富強，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勢，制馭西蕃」。甘州即今張掖，敦煌吐蕃文書亦有記載。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王堯、陳踐譯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頁135。
注13 《新唐書?黨項傳》。
注14 《新唐書?吐蕃傳》：又見王森《西夏佛教發(fā)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出版社，1987年，頁3-5。
注15 《賢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頁33下，引自黃 顥譯《新紅史》（deb ther dmar po gsar ma）注123。
注16 王森，《西藏佛教發(fā)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版，頁1。
注17 張云，〈論吐蕃文化對西夏的影響〉，載《中國藏學》，1989年 第二期，頁119。
注18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頁 1014。
注19 巴臥、祖拉陳哇（dpav bo gtsug lag phreng ba）《賢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見黃顥譯，載《西藏民族院學報》，1981年第二期。
注20 黃顥〈藏文史書中的彌藥（西夏）〉，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四期。
注21 《拉達克王統(tǒng)記》，詳見注19。
注2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54。
注23 《宋史?夏國傳》。
注24 李范文，〈西夏官階封號表考據(jù)〉，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1年第三期，頁179。
注25 〈天盛改舊鼎新律令〉第十章，引自俄文：E.H.KblyaHOB N3meHIHblH H 3aHOBO Ytbep*eHH,IH Koieke Lebbh3 LIapcrbobahhrHeBechoe IIpohberahhe（1149-1169）。Mockba 1989。
注26 徐霆校，《黑韃事略》。
注27 瞿曇又作喬達摩，即佛教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后來瞿曇成為佛之代詞。
注28、注29 轉引自張云〈論吐蕃文化對西夏的影響〉，載〈中國藏學〉 ，1989年第二期。
注30 王堯，〈山東長清大靈巖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譯補證〉，載《藏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頁267。
注31 〈梵普寺及噶瑪巴簡史〉，錯如次那著，馬麗敏譯注《藏學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頁311。
注32 西田龍雄，〈關于西夏文佛經〉，潘守民譯，黃潤華修訂，載《西北史地》，1983年第一期。
注33 藏譯名為「希瓦錯」（zhi-ba-vtsho），意譯為「靜命」，故亦稱「靜命大師」，大乘佛教瑜伽中觀派創(chuàng)始人。
注34、注38、注39、注40 牛達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合本續(xù)的學術價值〉，載《文物》，1994年第四期。
注35 干順為西夏第四代皇帝，公元1086年即位，1139年卒，執(zhí)政五十四年，尊號神功勝祿、傳德益民、仁凈皇帝，他御譯西夏文佛經《佛說寶雨經》。王靜如、西田龍雄認為仁凈皇帝是惠宗秉常，不妥。見李范文〈西夏皇帝稱號考〉，載《西夏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90-92。
注36 王靜如，〈西夏文經典題款譯釋舉例〉，載《西夏研究》第一輯，頁265，又見注32。
注37 王靜如，〈河西字藏經雕版考〉，載《西夏研究》第一輯，頁12 -13頁。
注41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務有限公司，1975年版，頁 323。
注42 唐卡（thang-ka），藏語譯音，藏傳佛教的卷軸佛像，有彩畫、織錦、絲繡等，為藏傳佛教的藝術珍品。
注43 蔡琳，〈千呼萬喚----西夏文物迎到史博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冊。
注44 〈寧夏賀蘭縣宏佛塔清理簡報〉，〈寧夏賀蘭縣拜寺□雙塔勘測維修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八期，頁1-27。
注45 陳奕愷，〈從「分身佛」略探西夏的佛教藝術與文化〉，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期。
注46 〈寧夏賀蘭縣拜寺□雙塔勘測維修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八期，頁24。
注47 同注16，頁12-13。
注48 《元史》列傳九十二：陶宗儀（元）撰《南村輟耕錄》卷二。
注49 《吐蕃僧諍記》，（法）載密微（Demieville）著，耿升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348。
注50 《青史》，頁45。
注51 明胡汝礪，《弘治寧夏新志》卷八。
注52 見注44，頁25。
注53 此梵文為朱書楷體，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羅照先生譯釋。
注54 鐘侃，李志清、李范文，〈西夏八號陵發(fā)掘簡報〉，《文物》 1978年第八期。
注55 見注19，該書于1564年成書，全書791頁，共十三品，其第八品、十二品對西夏宮廷崇奉噶舉派喇嘛為國師事，尤多敘述。
注56 《北京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
注57 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一期。
注58 周輝《清波志》卷十，見《四部叢刊》續(xù)編。